触不到的小伙伴——孩子停课面临的社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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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北京市教委因疫情原因再次宣布了静校令，“停课不停学”在号召下立即重启，家长们雀跃了半个月的心重新回低落与焦灼，不少小神兽们还来不及和小伙伴们击个掌告个别，就又得归笼隔离，下一次见面是隔着屏幕了。
 
一晃半年过去了，粉笔灰又将在阳光里慢慢沉降，暂停飞舞。

新冠疫情对在读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且不说关键年级的考学步调被严重打乱，也不说家长难以停工照看带来的潜在风险，贫困儿童用不了的免费午餐，偏远地区少年上不了的网课，应届毕业生找不到的工作，更是成为了孩子在健康、学业和事业上面临的最大伤害。
 
形势严峻，北京市教委让“下学期做好线上线下学习的双重准备”，而我们只有双手合十，期待早日恢复线下课堂，因为我们似乎都十分清楚，线上学习哪怕有诸多优势也无法代替线下课堂。当然，除了学习，还有很多东西是难以线下转线上的，比如伙伴。
 
 
作为心理必需品的伙伴关系
 
相比狭义的学习，更容易被忽略的是这一代孩子成长期的改变。少了和老师、玩伴之间的面对面互动，童年欢愉的歌词可能被改写，孩子们可能不得不在单调、寂寞乃至空虚中渡过一整年。

在传统的以成人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下，玩伴、朋友是排序比较靠后的内容，在很多成人看来，智力，技能，特长，审美，教养，哪一项不比交朋友重要呢？而与校园好伙伴隔离的日子，孩子们稚嫩而隐秘的内心究竟会发生多大的改变？
 
先来看看心理学家对社会心理发展的分析。
 
美国著名的心理发展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爱里克·埃里克森认为，人格的社会心理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其中6周岁到12周岁（小学）是学龄初期，是勤奋感和自卑感互相抗争的时期。该阶段儿童的智力不断地得到发展，能力也日益发展，参加的活动已经扩展到学校以外的社会。这时候，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已经不是父母，而是学校中的老师、同伴或邻居。
 
在埃里克森的自我发展理论中，12到20周岁（中学）的青春期需要解决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矛盾。“同一性”的概念是埃里克森的独创，而今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意味着社会与个人的统一，个体的主我与客我的统一，当然，它的过程充满抗争，并不和谐。青春期的孩子逐渐疏远了原本依赖的父母，而与同伴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从而进一步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认识“真正的自我”。

也就是说，孩子从进入小学开始，就逐渐有了社会关系，尽管微弱却依然默默发展，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到它的无所不在。初高中生的家长应该更能体会孩子成长夹带的逆反心态，家长即使很愿意放下身段也很难进入到孩子的内心世界，很多事情孩子不跟家长说，只跟闺蜜或死党说，重要的问题需要第三方来从中沟通。
 
剥夺孩子交往朋友的权利是对他们心智正常成长的一种伤害。即使是内向的孩子，也会深感对喜欢的师长以及同龄人的需要，这是他们建立对自我和本我的认知，从而真正的走向独立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做家长的还不能放下教育上的自大，不妨再看另一家更为惊人的理论。
 
美国作家朱迪思·哈里斯在《教养的迷思》一书中挑战了“父母在对孩子的塑造中扮演着影响深远的角色”这个传统观点，她用众多的证据证明，在孩童的成长过程中，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孩童在家庭之外的同辈群体。
 
哈里斯认为，家庭是一个关系不对等的环境，父母是权威或庇护者，兄弟姐妹也是处于互相支配的地位。只有在家庭之外，在和伙伴的交往之中，孩子才能体验不一样的平等关系，而孩子则不能通过撒娇、讨好或发脾气等手段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必须面对真实的道德和规则，在合作、竞争、冲突和妥协中发展他们社会性的一面。

最让人不得不认同的是，她指出孩子不会将家庭中习得的行为模式，转移到新的情境中去。这个观点能在我们每个成人身上找到例证。反观自身，我们从小到大在父母面前的言行，和在社会上的言行，一般都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很多人可以在家庭模式和社会模式之间实施自由切换。
 
哈里斯“家庭无用论”在心理学界引起了震动，很多人抨击她，但也有很多专家力挺她，学界还给她的论文颁发了心理学会奖。我们不妨把哈里斯的理论当作是对教养迷信的彻底反思。另一个正面作用是，她也将父母从“不能培育出自信、快乐、举止得宜的孩子”的罪恶深渊中解救出来。难道不是吗？
 
 
从真实的同学伙伴到虚拟的社交网络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跳出来反驳了：疫情并没有把小伙伴从孩子们的生活里删除，相反，孩子们有了大把的时间和朋友在网上嗨聊。是的，疫情之下，社交网络是真实交往的替代品，有它的积极作用，甚至幼儿和低龄学童也可以在家长的帮助下和老师及小伙伴定期联系。但是我们都知道，相比真实的社会交往，更为自由自主的社交网络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人说一个社交账号可能是浪漫的开始，也可能是冲突的舞台。对于很多个性释放中的青少年来说，从虚拟到现实的彼岸，更是经历多少冲突却到达不了。
 
国外有人统计，超过22%的青少年曾因社交网络终止了与某个人的友谊，25%的的青少年的社交网络行为最终导致了面对面的争吵或对抗。看数字，真的比现实中的冲突要频繁许多，更不用说社交网络上的霸凌行为可以迅速扩散弥漫，卷入更多的施暴者和无辜的受害者。
 
因此难怪，很多青少年，特别是女孩，在社交网络上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不友好，而也有部分青少年认为社交网络对自己产生了消极影响。

疫情之下，游戏是很多家长的天敌。相比而言，游戏中的伙伴关系更为虚空，很多玩家彼此没有见过面，却在游戏中建立起依赖关系，甚至把游戏中的机械规则带入到日常生活里。这种沉溺还打乱了孩子的生物钟，挤占了学习时间，造成了诸多睡眠问题。
 
还有一点，现在很多孩子的课业里还有不少需要团队合作的实践项目，那也和网络游戏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领导者的选拔、任务的分配、细节的探讨和最后的落实监控必须建立在成员之间互相熟悉和信任的基础上，在真实的场景中完成。就算是视频会议的多画框模式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4月28日公布的数据表示，新冠疫情造成全球200个国家的学校停课停学，这些措施造成至少15亿学生受影响。疫情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进行了线上教育提速，更多的网络资源对学生开放，对于能够上网的孩子来说，教育可能实现了局部的开源公平。
 
但是，整体来说，疫情会进一步拉大孩子们的差距，家庭经济文化背景较好的孩子会利用各种资源弥补在线教育的不足，而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也许此刻正在街头无所事事。不管怎样，大部分孩子应该都会想念曾经喧闹的校园。

在真实的校园里，孩子们的交往遵守着一定的界限，沟通更加高效，也富含更生动的含义。他们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营造了谈话的基本氛围，他们的笑声或惊叹也不再需要文字的注解，他们用直白的语言来传达信息和表达感情，用可见的行动来获得关注和给予支持，当被误解时，对方也不可能瞬间消失，而是必须至少听一段解释。
 
文化课上可以因为某个话题自由辩论，可以一起动手做实验，体育课上可以去操场奔跑、踢球，挥洒汗水，课间可以一起笑一起闹，可以在走廊里一起发呆，这种思维和情感的流动就是孩子们探索世界最好的样子。
 
今天，我们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疫情停课令下孩子的面临的社交问题，不过在经济学家眼中，由同伴引发的各种效应则是可以量化的，他们试图通过实验和观测得到更为实用的数据和结论，来指导我们如何通过选择孩子的同学同伴来提高他们的成绩。听上去很不错是吗？下一期，我们将具体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