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笔下的封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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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进入庚子年第二个月，在国内抗击病毒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这些日子，疫情却开始在全球蔓延，各个国家的防控理念和群体反应让国内很多人感到震动，有人感慨，一场疫病暴露了不同的国民性。
 
我想说，同住地球村，我们不尽相同，却也十分相似。
 
人类不是第一次受到传染病的侵袭，历史上的鼠疫、大流感等传染病加起来曾经夺走数亿人的性命，和战争一样恐怖。传染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考验了每一个人。经历了上一次非典、这一次新冠，作为幸存的一代中国人，我们也许已经习得了如何“向死而生”。

 
回望人类面对疫病的历史未必能让我们普通人掌握更好控制疫病的办法，因为历史只是一串宏观的事件和一系列抽象的数字，但当时留下的文学艺术却可以带我们走进彼时人们的意识和精神世界里，给我们一些慰藉和力量。
 
加缪的《鼠疫》从里厄大夫的视角描写了一座“平常的”省会城市阿赫兰因疫病而封锁后，各色各样的人受之摧残和与之抗争的故事，这场发生在1940年代的虚构的疫病封城事件，持续了10个月之久。

 
《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是法国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于1913年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家境贫寒，却天资聪颖。从上大学开始，他就积极参加戏剧活动，从事文学创作，并曾投入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加缪在四十多岁时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三年后却遭遇车祸，早早离开人世。他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分别是《局外人》、《鼠疫》和《西西弗的神话》。
 
加缪之所以写成《鼠疫》这部影响后世的小说，首先是因为他曾是一位严重的肺结核病人，对传染病有着切身的体验，第二，小说酝酿于他居住的巴黎被希特勒占领的恐怖年代，因此鼠疫、封锁等命题有着强烈的寓言意味，第三，经历过二战的他对现实、生死和人性有深刻的认知，《鼠疫》和他的其他小说一样，处处充满了哲思。
 
是的，加缪是一位不那么看重思辨却很有魅力的哲学家。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另外一位是是萨特——但他自己刻意与存在主义保持着距离。他最擅长的是用文字描绘人类处境的荒诞，因此他的文学也被称为“荒诞文学”。
 
局外人所面对的是社会审判的精神暴虐，西西弗所承受的是永无止境的沉重苦役，他们都在用世俗眼中的荒诞对抗现实荒诞的本质。《鼠疫》中的人们看上去正常了许多，但他们的处境却相当极端，他们突然被迫与世隔绝，在疫病的肆虐下继续生存。

疫病的出没也是这个世界荒诞、非理性的证据。
 
下面，让我们暂时放下哲思，回到传染病这件事本身，从小说中找一找七十多年前的欧洲人是怎样对抗疫病的。
 
小说中彼时的阿赫兰，医疗条件是有限的。在疫情开始之初，政府布告要求居民保持极其严格的清洁卫生，还敦促跳蚤携带者到市立诊所检查身体，此外，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申报确诊病人，并同意将其送进医院的隔离病房隔离。可是，隔离病房远远不够，开始只有八十张床位，三天就满员了。
 
小说里的大夫“曾命人在门诊室对面收拾出一间接收病人的房子，房里挖一个盛满消毒药水的池子，池子中央用砖垒一个小台。病人送到小台上立即脱掉衣服放进药液里，洗完澡擦干后再穿上医院的粗布衬衫送里厄那里，然后再把他们分送到病房。”这种消毒措施，从思路上和如今的现现实是一致的。
 
还有几处和我们的现实相似的地方。比如，在一些虚妄的宣传下，薄荷片抢购一空；比如，一些人开始从宗教信仰转而迷信；比如，疫病对过集体生活的人们的特别偏好，如士兵、修道士或罪犯。
 
小说提到，“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意志力，克制自己的行为，不往别人脸上呼气，不把疫病传染给别人，“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故事里的医务工作者都认为愚昧自大、藐视疫病不可取，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在小说中读到足够积极的预防措施，阿赫兰城市封锁后，大家享受生活的热情却日益增长，由于物资有限，物价全面上涨，生活必需品奇缺，但人们却开始一掷千金，穷奢极欲。
 
每到接近中午，街上就多了很多招摇过市的男女，午餐时间大家纷纷涌入饭店因为不用受定额粮食供应之限（但他们会花很久的时间擦拭餐具）。晚上，电影院和剧院都异常火爆，一个因疫情困在此地的剧团，每个星期都会重演一场《俄耳甫斯》。

这里有必要延伸一下，鼠疫在中世纪也叫做“黑死病”，它的恐怖在于传播途径非常多，包括接触和飞沫，然而小说中就连大夫也不会在医院之外戴口罩。我们不怀疑医务工作者行事的谨慎，可是如果戴上口罩，至少可以让他们在下班后稍微松懈一下紧绷的神经和意志力。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口罩似乎专属于医院。这究竟是1940年代观念和条件的落后？还是把追求个人自由幸福排在首位的一贯偏好？我们不得而知。
 
政府的隔离措施也仅限于事后隔离，比如某个家庭出现了鼠疫病人，医院就会派人上门强制拉走病人，然后把家属分别隔离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隔离营中，过了四十天的期限才能放出来。小说后面写道：“无论如何，现有的公共场所全都改成了医院或检疫所，如果说，省政府所在地还完整如初，那是因为总得留一个开会的地方。”
 
当然，如果阿赫兰市能够有效组织事前隔离，提倡“勤洗手、戴口罩、少出门、不聚会”，城市被封锁的时间也不至于长达十个月之久，医疗系统的压力也许会小很多。
 
武汉作家池莉，曾经做过传染病防护大夫，她在国内的这次疫情中曾呼吁严格隔离，因为隔离是阻断疫情的最好办法。这句话已经明示了：传染病无药可医。但是传染病有它的活动周期，有它的强弩之末。在阿赫兰的鼠疫到达高峰开始下行的时候，过去那些毫无结果的措施却似乎突然弹无虚发了，瘟神的骤然衰弱使得过去抵抗它的钝刀子变得锋利起来。
 
是的，十个月后，瘟神也耗尽疲劳了，病毒在最后一次张扬作恶后就自然消退了。阿赫兰市民终于在初春迎来了解禁的日子。
 
再聊聊文学吧。
 
《鼠疫》故事里的多个人物就像多个不同的存在，他们互相对立或者补充，矛盾而统一。
 
主线人物里厄大夫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言词简洁，意志坚强，富有同情心，也是个硬汉行动派。他在发现疫情的苗头之后就勇敢的做了坚持上报的“吹哨人”，在整个鼠疫之战中恪尽职守，超负荷工作却毫不松懈，抵抗到底。最后他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他的妻子。他深知面对疫病，“胜利永远是暂时的”，斗争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另外一个人物塔鲁，也有一颗赤诚之心。他一直在寻找对抗这个杀人社会的办法，却被更深的卷入其中，内心无法安宁。在阿赫兰，他作为访客，义无反顾的投入到防疫志愿者的工作中，最终，他不幸感染，死得非常悲壮。他在死神那里获得了他不再需要的安宁。
 
尽管是挚友，但里厄对塔鲁的过高追求也保持着谨慎和敬畏，从里厄的陈述或者独白就可以看出，他认为“献身于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们不一定功勋卓著，他们那样做只因他们知道那是唯一要做的事情”，而英雄主义应该“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
 
这些克制的话语正是一种价值观投射，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加缪骨子里的人道主义。即使他洞穿了人世的无望，却仍然要用反抗来获得意义。
 
看似一直想做逃兵的外城人朗贝尔，其实只是芸芸众生的代表。朗贝尔身上也有加缪本人的影子，他在二战中被迫与亲人两地分隔，失去联系，内心始终有着冲破封锁追求幸福的渴望。小说中是里厄大夫的言行间接改变了朗贝尔的决定，之前朗贝尔一直觉得那种反抗是一种英雄主义行为，和自己没有太多关系，当他了解到里厄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是唯一对抗鼠疫的办法，而里厄的妻子也在城外和他两地分离的时候，朗贝尔受到了震动，放弃了出逃计划。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里厄为什么说“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
 
不过，里厄从未指责朗贝尔之前的出逃计划是罪恶的，但阿赫兰城里确实有罪恶，那就是柯塔尔。这是一个更加荒诞的存在，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和投机分子，一个唯一在鼠疫中如鱼得水的角色。鼠疫结束后，他用一场恐怖活动结束了自己的放肆自由。这也是小说的终结。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几段原文，阅读它们，有一点像在阅读这两个月的武汉同胞，也像在阅读我们每个人。
 
鼠疫带给同胞们的第一个感觉是流放感……是的，那时刻不离我们心田的空虚，那确确切切的激情，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希望时间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那刺心的记忆之箭，正是这种流放感。
 
鼠疫使他们的性情变得非常独特，既非冷漠，也非热情，这种性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客观”。
 
那些咫尺天涯的人们再也没有最初起保护作用的那种奇特的与众不同之处了。他们已失去爱情的利己主义，以及从爱情利己主义中获取的好处。
 
在这些负担沉重的日子里，大夫找到了唯一使他宽慰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闭锁情感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做有助于他完成任务。
 
他明白，在他还看不到尽头的这段时间，他的职责已不再是治愈病人。他扮演的角色只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判死刑，这就是他的任务。
 
对于行动自由的普通人来说，封锁城市中再触动人心的故事也好似隔岸观火，但以上这些文字，细致入微，直白冷静，细想之下还有更普世的意味。
 
读到阿赫兰城终于解禁的时候，想必我们每个人都会长舒一口气，所以最后，我们不妨借着文字憧憬一下那自由的瞬间。
 
但就当前而言，整个城市都动起来了，它已走出了它曾经打下石头地基的封闭、阴暗、毫无活力的地方，同劫后余生的人们一道迈开了脚步。
 
男女老幼倾城出动，庆祝这令人激动得透不过气的时刻，在这一刻，痛苦时光正在过去，而遗忘时间还没有开始。
 
许多成双成对的人，不少举家出行的人看上去都只不过正在安详地散步，实际上，其中大多数的人都在对他们受过痛苦的地方进行充满温情的朝拜。
 
 
然而，喧闹只是一种暂时的释放，恐怖并非一去不复返了，任何战争都没有所谓的赢家。作为生者，作为失去至亲至爱的人们，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可以遗忘，我们都曾在这样疯狂的世界、这样痛苦的枷锁里生活过。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无数没有缴械投降、没有放弃抵抗、没有离开自己岗位、没有停止关爱亲友的普通人，他们都书写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都是时代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