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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阴谋论也具有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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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灾难，多数人都倾向于寻找答案，这很正常，我们因这未知的洪水猛兽而恐慌、痛苦、无助、愤怒，我们出于自卫和保护他人的愿望，迫切需要合理的解释。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各种猜测怀疑都是正常的。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大量真假难辨的泛滥信息。很多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这不得不说是另一种伤害。

今天我们来聊聊阴谋论。在离不开社交网络的今天，负面消息的传播速度堪比病毒，也许和新闻媒体保持清醒距离的人才更容易随时随地地嗅到阴谋的味道。

回想当年的SARS，因为感染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所以曾有人提出SARS是国外研发出来专门针对汉民族的基因武器。今年亦然，重蹈覆辙，直到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全球爆发，有关生物武器的阴谋论才退潮，但随之又出现了“人工病毒”等说法。

怀疑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没有怀疑，就没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也没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无数个怀疑和论证推动了历史的进程。那么，阴谋论到底是什么？它和理性的怀疑或者质疑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阴谋论是什么？

阴谋论不等同于谣言，它常常特指一种“认为某个秘密但有影响力的机构对一个无法解释的事件负责”的信念。

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应该有人为此负责，对于那些可以追溯和解释的事情来说，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一些异常重大而科学尚无法追踪、理论尚无法解释的谜题却极有可能成为阴谋论的土壤。阴谋论总是将一些秘密机构（有时候是政府）当作责任承担者来反复编排和咀嚼。

近年来，研究阴谋论流行现象的学者们得出以下结论：在所有美国人中，半数人会相信至少一个阴谋论。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尼尔·弗格森认为：“一个阴谋论的观点远不是政治极端主义的异常表述，或是大量错误信息的产物，它其实是贯穿整个意识形态的普遍倾向。”

是的，阴谋论是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世界上最著名的几大阴谋论都来自美国或者在美国流行。诸如9/11恐袭，刺杀肯尼迪，阿波罗登月，光明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

曾经畅销国内的《货币战争》一书，毁誉参半，它向读者提供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说法：光明会掌握着所有国际银行，将石油贸易等最强大的工业贸易收入囊中，并且渗透到政治和教育的各个领域……而且连娱乐行业也不放过，好莱坞和音乐产业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总统的主要候选人是从拥有神秘血脉的第13代光明会家族中精心挑选的……形成“外来威胁”，制造外星人入侵的假象，只有这样，全世界的国家才会主动的团结在一起。

这个典型的阴谋论拥有广泛的信众，其中不乏社会精英和高知，且不论这个阴谋论是否确凿，其在金融圈内外的影响已经让人不得不怀疑阴谋论制造者和传播者的动机了。

想让一个阴谋论广为传播，故事情节必须足够离奇爆炸耸人听闻，其推演也往往旁征博引长篇大论，再加一个“细思极恐”的标题，让人浮想联翩。但如果真的仔细推敲，就可能发现其中包含大量的假设、谬误，最重要的是，阴谋论是证据缺失的循环论证。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不会一味的批判阴谋论，而否认它存在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

虽然阴谋论一词被普遍认为是贬义的，但也有学者发现，古代的人们使用该词的时候，可能只暗示一个似是而非的假设，并没有消极的或者积极的含义，尽管有时候这些假设会招致批评。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阴谋论一词才成为美国的日常用语。至少从那时开始，对阴谋论的广泛信仰就成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民俗学专家感兴趣的话题，当时出现了许多关于刺杀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阴谋论。阴谋论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消遣。

说实话，在国内，阴谋论还是一个有新鲜感的事物。很多人似信非信抱着娱乐的态度阅读和传播，但他们都还不算是阴谋论的铁杆信众，因为真正的阴谋论者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反而会愈加笃信，因为他们从不自我批判，很难承认自己可能错了。

批判性思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何其重要。读到这里，同时也回忆起往期文章（链接《请回答2019》）的朋友，现在应该能了解什么是审慎的怀疑，而什么是阴谋论了。

阴谋论反映了一种怎样的世界观？

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1964年的文章《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中回顾了美国及其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指出美国政治界一向是易怒人士的舞台，谈到了偏执风格和阴谋论主义在整个美国历史中的作用。

易怒的美国政府确实也成为了很多美国人所信仰的阴谋论中的神秘组织，历史学家凯瑟琳·奥尔姆斯特德列举了这一现象的三个成因：

（1）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越权和保密，如水门事件，塔斯基吉梅毒实验，MKUltra洗脑计划，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企图。
（2）   美国政府官方宣传阴谋论所开创的先例，如二战期间德国渗透美国的说法，以及萨达姆·侯赛因在9/11袭击中发挥了作用的说法。
（3）   美国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和骚扰，如1918年的《煽动叛乱法》，《反间谍行动法》，以及各种红色恐怖事件。

这类政府阴谋论的制造和扩散者服务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团体的需要。它们紧紧盯住精英阶层，将经济和社会灾难归咎于他们，并假定，一旦民众的行动能够将他们赶下台，情况就会好转。还有人认为，大多数优秀的调查记者也是阴谋论者。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谨慎对待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或者组织是有意义的。从古至今，格外关注负面信息的人往往更容易对风险产生警觉并更容易摆脱风险。但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会无视科学家针对新冠病毒取得的持续科研进展，而更加关注悲惨的特例。

曾经有学者提出阴谋论者“相信在历史的演变中阴谋是首要的”。而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阴谋论是建立在以部落主义、沙文主义或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偏执情景驱动的虚构情节上的。波普尔承认确实存在真正的阴谋，但他指出，那些阴谋者很少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同样反对历史受阴谋控制的观点，他说，在真正的阴谋出现的地方，它们通常对历史没有什么影响，历史是“由人类集体的广泛力量和庞大结构所推动的”。

阴谋论的心理学解释

2014年3月8日，载有两百多名乘客的马航MH370航班在飞往北京的途中突然失联，然而飞机残骸至今没有找到。尽管历史上难以解释的空难很多，大部分人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一些阴谋论开始传播。“被击落”、“被劫持”的论调使得人们化悲痛为仇恨，甚至给了大家一点生存的希望。当然，在最终真相揭示之前，这些没有证据的故事只能沦为阴谋论。

面对无法理解的灾难，人们总是急于寻找一个答案。阴谋论等负面信息填补了这种需要，阴谋论的说辞让这些心理机制发挥了作用。

政治学家迈克尔·巴肯在讨论阴谋论在当代美国文化中的用法时，认为这个词形容了一种信念，而阴谋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和如下三点心理暗示紧密相关：
首先，阴谋论似乎让这个原本令人困惑的世界变得有意义。
其次，它们简单明了地把世界划分为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而所有的罪恶都追溯到阴谋家和他们的代言人身上。
第三，对于阴谋论者来说，群众是一群被洗脑了的人，而知道这些机密的知识和内情的阴谋论者则可以额手相庆。

一些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阴谋论中有心理投射的成分，也可能与偏执狂或者精神疾病相关。心理投射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也就是一个人下意识地否认自身不良的思绪、动机、欲望或情感，而将其赋予外部世界，通常是其他人。比如会因为自己失败而去指责他人。那么，阴谋论者的投射的表现形式就是把自我的不良特性归因于阴谋者。

有人说，阴谋论是一种特殊的替罪羊叙事形式，它把妖魔化的敌人作为对抗共同利益的惊天阴谋的一部分，同时它把替罪羊视为引起警觉的英雄。这听上去真的有点疯狂，仿佛光凭想象就可以解决世界上的难题，而自己无需做任何努力和改变。

所以，且不其文化和社会意义，从心理学层面上来讲，信仰阴谋论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心理防御方式。阴谋论对其受众，特别是偏执、患有精神病的受众的身心健康是有危害的。心理专家在这次疫情中多次提醒大众要客观审视，避免吸纳过量负面或失实消息，也是这个道理。

如何看待和应对阴谋论

阴谋论曾经局限于社会的边缘人士，但在人人都是知识生产者的自媒体时代，已经司空见惯，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一种文化现象。美国公知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将阴谋论描述为“民主的废气”，是大量信息在大量人群中传播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果说像刺杀肯尼迪之类的阴谋论是民众关于政治的消遣，猫王还活着等关于明星偶像的说法也基本无公害，那么另外一些阴谋论引发的悲剧就不容忽视了。

尼尔·弗格森在《广场与高塔》一书中写到：“要论阴谋论的蔓延，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恐怖组织，这些所谓的信念可能会带来悲惨的后果。美国阴谋论家米尔顿·威廉·库伯因逃税和枪支犯罪在拒捕时被枪杀。他坚信联邦政府是由光明会控制的，该信念支撑着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对抗权威。”

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在解析畅销书《Educated》时，曾经提到摩门教的信众对于接种疫苗的抗拒。在美国，信奉疫苗阴谋论而反对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大有人在，这导致了几乎灭绝了近20年的麻疹在去年卷土重来，大规模爆发。

再回到我们开头说的所谓“人工病毒”事件。一位印度科学家认为新冠病毒的关键基因结构插入了HIV片段，声称武汉病毒实验室可能病毒外泄。但是很快，这些观点被主流科学家一致驳斥，他们一致认为新冠病毒目前的结构完全可能源自自然界的随机进化过程，印度科学家这才把他的论文从生物论文预印本网站上撤下。这个事件如果继续发酵，将成为一个可怕的阴谋论。

可见，我们针对阴谋论的应对措施不应该仅仅局限在阴谋论甚嚣尘上之时，而应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之中。比如我们的科普工作可以做得更好，让民众走近科学而不是伪科学或者故事会，让科学家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得到敬重，让我们的格局对得起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不信讹不传讹不等于放弃合理怀疑的权利和探索真理的勇气，遇到问题，首先放下偏见，然后大胆假设，最后谨慎求证。